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，“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、是非分明、敢于斗争。他从不居功自傲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认为‘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，气量要宏大，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’”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，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，模范遵守党章党规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坚持率先垂范、以上率下，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。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，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他一生坚决执行党的决议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堪称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。 理想信念坚定。朱德早年曾担任滇军的少将旅长，月薪丰厚，衣食无忧。然而，他厌倦了军阀之间的混战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，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高官厚禄。先到上海找到中共领导人陈独秀，请求入党。但是由于军阀出身，被以继续考验为由拒绝。但朱德并没有放弃，远赴欧洲留学，追求真理。后经张申府、周恩来介绍，于1922年11月在德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朱德立志终身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。 1927年，朱德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八一起义。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后，朱德率部驻守三河坝。当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消息传来时，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，一些中、高级军官不辞而别，部队面临瓦解的危险。朱德则选择与陈毅等一起继续领导起义部队余部。他说：“革命的跟我走，不革命的可以回家”，“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，现在也是黑暗的，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，只要能保持实力，革命就有办法，革命就能够成功。”朱德的话激励了广大将士，经过赣南四整，又发动了湘南暴动。后来朱德把这支部队带上了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部实现了伟大的会师。朱德带上山的队伍包括主力、农军、家属等有1万余人，不仅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，而且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。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建了红四军，并任军长，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开拓井冈山革命道路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自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，朱德百折不挠，以对国家、民族和人民命运的高度责任感，经受住了重重考验。陈毅后来高度评价：“人们听了总司令的话，也逐渐坚定，看到光明前途了。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，这个部队肯定的说，是会垮光的。”粟裕亦把朱德称为“真正的革命英雄”。 为人光明磊落。朱德为人和蔼慈祥，没有任何官架子，对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给予真诚的关心和爱护。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，朱德就与广大红军将士同甘共苦。据陈毅回忆：“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，十分褴褛，莫不诧异。若不介绍，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，同时到现在‘伙夫头’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。”1946年朱德60岁生日时，周恩来在祝词中写道：“你是那样平易近人，但又永远坚定不移，这正是你的伟大。对人民，你是那样亲切关怀，对敌人，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，这更是你的伟大。”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斯诺解读为“红色的品德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朱德曾多次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居功自傲。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众所周知，却总是谦虚谨慎，处处将功劳归功于党，归功于战友，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，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。朱德对党忠诚老实，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，从不搞两面派、做“两面人”。他对各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，全军干部都以“朱老总”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。在朱德诞辰100周年大会上，徐向前说道：“朱德同志汪洋大度，宽厚过人，光明磊落，堪称团结的楷模。他搞五湖四海，历来不搞‘圈圈’和‘摊摊’；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，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。” 维护党的团结。朱德顾全大局，在遇到分裂党的行为时，与之作坚决的斗争。他具有高度的党性，自觉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部队进行混编，朱德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行军，对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的错误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“天下红军是一家”这句话就是他在当时提出来的，红军是一家人，怎么能红军打红军呢？这句话广为流传，影响深远。在很多公开场合，张国焘都要朱德表态。朱德大义凛然地说：“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，我朱德也不能反‘毛’！”迫于朱德的声望，张国焘不敢对他下手，便采取一系列手段迫使他就范，但这些都不能改变朱德的态度。据康克清回忆，张国焘擅自解除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，让他到红军大学任校长，刘伯承来向朱德告别时，朱德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，顾全大局，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，从长远着想。不论到哪里，都坚持原则，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，坚持党的统一，坚持做宣传、争取工作，直到把四方面军带到北方，同党中央汇合。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，朱德一到陕北就找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。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：“度量大如海、意志坚如钢”，这也是对朱德一生的最好概括。 树立良好家风。朱德不仅自己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，而且对亲属和家人严格约束，教育子女不搞特权思想，不准占用公家资源。他深爱着自己的亲人，但当亲情与党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。儿子朱琦幼时经历了东躲西藏的艰辛日子，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，后在抗战前线受伤致残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应父亲的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。虽然此时朱琦已是一个团级干部，但朱德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他安排一个领导岗位，反而建议他去当一名铁路工人，从一名火车司机一步一步做起。

1976年7月6日，朱德逝世后，康克清主持召开小型家庭会议，一致决定遵照他生前的遗愿，将其毕生积蓄共计2万余元全部上交给党组织，作为他最后一次特殊的党费。无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，朱德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，都身体力行、率先垂范，为形成良好的党风、政风、军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